1969年授衔时，他还是北京军区的年轻政委，胆大心细，擅长政治工作，常被战士们称为“陈教员”。1975年初，军队高层着手大调整，叶剑英元帅主持调动八大军区主要领导，昔日的“对调”已经掀起浪潮，可真正激烈的变动却出现在两年后。这一次，秦基伟北上入主北京军区，原成都军区政委刘兴元挂帅当了司令，则奉命南下，接过成都军区政委的职务。
谁都没想到，他在成都只扛了两个月就倒下。肝病复发，高烧反复，军医给出的建议是立即转至医疗条件更好的北京治疗。于是，勉强撑完几场会议，他便被送往阜外医院；川西潮湿的空气成了最锋利的“对手”。
对于肝病患者，那时候并无特效药，不过是卧床静养、针剂保肝。陈先瑞上一次病倒是在1957年，整整休养了三年，没人敢保证这回能好得更快。盛夏的三里河，蝉声聒噪，他静静躺在病房里听着外面喧闹，心底却并不平静。工作调动迟迟没有落定，传闻说要把他放到铁道兵，也有人提议去总后勤。徐立清副主任来探望，低声安慰：“别急，组织在研究。”陈先瑞只是抿嘴一笑，“首长，我这病好得差不多了，还是想回成都。”
话虽轻描淡写，几个人却听得出他的执拗。原因很简单——1976年10月，“四人帮”覆灭，全国上下风向骤变，各大军区政工系统首当其冲，成都军区又是西南要地，政委的位置决不能久缺。叶剑英在送别茶会上特地叮嘱：“工作需要，你得回去，同刘兴元同志相互配合，团结为重。”一向稳重的陈先瑞敛声点头，但心里却清楚，两人之间的芥蒂，并非几句话能抚平。
刘兴元的经历颇为罕见。抗战末期，他以营职就已是纵队政委，解放后在广州军区任副政委、第二政委。1968年“文革”高潮，他又肩挑“四个第一”——四川省革委会主任、省委第一书记、成都军区政委、党委第一书记。1975年升任司令时，军内背后常说一句话：少有的文武兼资。也正因此，他对政工系统自然熟门熟路，对新到任的政委未必真有依赖。
3月的军区党委扩大会上，两人第一次并肩坐在主席台。翻阅材料时，刘兴元侧过头来，似笑非笑：“老陈，身体可全好了？川菜辣，你得悠着点。”陈先瑞微微一欠身：“多谢关心，干活还撑得住。”短短一句对话，周围人却听得出彼此的客套与距离。
揭批“四人帮”的运动自上而下铺开，军区内部也要清查“添乱”的线索。陈先瑞主持的政治部工作，一纸又一纸报告送到司令案头。可他留意，刘兴元回签多是批示“审慎从严”“团结为要”，少有具体意见。两人会议上交流并不多，午后碰见，往往点头即过。政委分管干部，司令掌兵权，合作表面无隙，细究却像隔着层薄雾。有人揣测，这是否与当年“军区主官对调”遗留下的权责模糊有关，也有人说刘兴元常驻地方，对军务不够上心，让政委不便插手。但更深层的原因，恐怕还是两人对如何整顿军区、重塑作风的思路并不相同。
有意思的是，虽然保持距离，却并非完全没有默契。1977年6月，云南边境小股武装挑衅，成都军区连夜调兵。司令部请示意见，陈先瑞只在作战命令上加了一句：“边情防控，务必稳准狠，不得误伤平民。”刘兴元看后在旁批注：“同意，迅速处置。”第二天清晨，部队便已靠前机动。一张纸上，两个批示，外界难以揣摩内心波澜。
不得不说，陈先瑞是谨慎的。他深知自己来自北京军区，履历里与林彪集团毫无交集，却依旧小心翼翼。每逢党委会，他对干部表态总不多言，更多时候让副政委发言。这样的做法在一些年轻军官眼里像是在自我保护，也有人猜测是叶帅“保持距离”叮嘱的落地执行。试想一下，身为政委却如履薄冰，其压力可想而知。
时间推到1978年初，成都军区的揭批运动基本收尾，中层骨干陆续调整。中央考虑到西南战略格局，决定请更懂山地作战的新班子进驻。刘兴元被任命到京外另一要职，消息公示那天，军区大礼堂气氛复杂。送别仪式上，两位老将终于相对而立。刘兴元敬了个军礼：“多谢支持。”陈先瑞回礼：“各负其责。”话不多，却算给这段特殊的搭档画上句号。
在这场看似平静的“重逢—合作—分手”中，有人看见的是政治智慧，有人感受到的是时代洪流带来的个人际遇。1977年的雨夜，如今已无人再提，但那年叶帅一句“搞好团结”，仍在部队里口口相传。毕竟，团结本是老传统，可真正做到，又岂止一句口号那么简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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